孙女通过摄像头目睹独居爷爷去世 泪流满面

睡梦中89岁的爷爷平静去世，这一幕被安装在家里的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生前，监控系着朱祎祎和爷爷的情感交流。她只要打开监控，就能看到爷爷细碎的日常：打扫庭院、洗衣做饭、跟邻居唠嗑……还包括爷爷去世的那一刻。

民政部202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老年群体规模日益庞大。全国空巢老年人占比目前已超老年人口的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过70%。

作为曾经的家庭支柱，迈入老年后，他们面临的处境却不容乐观。随着社会交往的减少，除了居家安全，他们往往还面临着精神空虚、孤独，缺乏陪伴等难题。一项样本量为36791的病例分析显示，我国的空巢老人抑郁症综合患病率为38.6%，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亟待关注。

如今和朱祎祎一样，许多年轻人开始给老人家中安装“监控”，以实现“云陪伴”。在某生活方式APP的社区里，有一个话题叫做#把镜头对准爷爷奶奶#。年轻人帮家里的老人拍照及Vlog，记录和分享他们的生活。他们用这种方式与老一辈产生连接，用爱和关怀“反哺”家中老人。

01 监控通话：年轻人代际交流的方式

“外婆，不要给‘咖啡’吃零食!”外婆听到后，不好意思地把小零食放下了，嘴里还说着：“就给它吃一点点嘛。”这对话就是祖孙的日常，但经由的媒介却又不太寻常——既不是面对面，也不是视频通话。

“咖啡”是朱祎祎外婆家的小狗，朱祎祎在监控的一头，通过云台App控制，对着监控那头抱着小狗的外婆叮嘱着。

1998年生的上海女孩朱祎祎从事广告业的工作，她曾用监控记录下了自家小狗“咖啡”独自隔离的19天，在某平台上获得40万的观看量。监控是妈妈装在外婆家的，最初的使用目的是“看宠物”。在上海封城期间，80多岁的外公不幸感染新冠，同住的外婆也需要一同前往方舱医院隔离，在二老最手忙脚乱的时候，祎祎立刻拨打监控通话，对着屏幕喊话，顺便指导他们拿充电线、常用药。

有了这次疫情期间的经历，祎祎一家人觉得监控的作用不只是“看宠物”，真有紧急情况的时候，还能起到重要作用，而平时，对独居的老人也能实现“陪伴”。

朱祎祎外婆家的监控，安装在客厅地板的角落，一进门就能看见，而这是她家买的第二个，沙发底下还藏着一个白色旧款。

外公、外婆吃过饭后，一般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小狗咬着小玩具，摇着尾巴在两位老人面前走来走去。朱祎祎说，从手机里看到这一幕时会觉得特别温馨。她把监控里两个老人和小狗相处的片段剪成小视频，用拟人化的视角为小狗“配音”，网友们也喜欢这样充满温馨的日常。

监控虽然是单向的，在这一媒介之间实现的情感连接却是双向的。据朱祎祎讲述，她常常在上班“摸鱼”的时候打开智能摄像机，看看外公、外婆在做什么。

透过摄像头，她看到外婆有时候坐在碎花布面沙发上看电视、看报纸，或者打开手机刷短视频。80多岁的外婆依然精神矍铄，如何看短视频是朱祎祎放假回家的时候教她的，她在教老人玩抖音的同时，也会提醒她如何防骗。外公则习惯在隔间里睡午觉，有时到小区附近的湿地公园锻炼身体。等她下班回到家时，再次打开云台App，看到家里的老人正在吃晚饭，她会通过监控跟他们搭话，“外公、外婆，你们在吃饭啦?好不好吃?”

老人在日常生活里可爱的一面，对于朱祎祎来说，只有装了监控才能看到。比如说，她发现自己的外婆经常在看电视的时候睡着，会坐在沙发上迷瞪。如果不是从手机里看到，恐怕无法得知这样微小的细节。与此同时，家里的老人也能感受到镜头另一端的陪伴，知道在不远的地方，他们的子女、孙女在关心他们。

当初提到在家里装摄像头时，外婆还开玩笑地说：“你要监控我们啊?”不过，很快他们便接受了这个提议，主要还是考虑到“健康、安全”，理解家人的用心。

朱祎祎从小是外公、外婆带大的，他们生活在浦东，两家人的距离并不遥远，她与两个老人的感情深厚，上大学、参加工作后，也会定期去探望他们。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起居照料上需要自食其力，因此朱祎祎和妈妈会定期购买快递寄到外公、外婆家，尽可能地照顾好老人。即使住得近，可以经常去探望他们，但两个老人独居，上了年纪，总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因此，对于朱祎祎来说，比起打电话，通过监控摄像头交流有这样的好处：随时随地了解家里老人的动向，万一他们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情况。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摄像头聊天。她说，外公、外婆年纪大了，为了让他们听清楚，她平时对着云台App喊话的声音得更大些。

线上24小时关注，线下定期探望，线上、线下交替结合，也许是当代年轻人选择陪伴独居老人的一种方式。

在社交平台上通过监控记录、分享家里老人日常的并不只朱袆祎一个人。博主“xiaolu宝宝”的每一篇分享几乎都跟镜头下的爷爷奶奶有关。她在济南工作，不能随时探望在家乡生活的爷爷奶奶，监控是他们日常交流的渠道之一。

有一次，爷爷做了(关于孙女的)噩梦，心里不踏实，于是急忙让奶奶给孙女打电话。放下电话后，“xiaolu宝宝”又有些不放心，通过监控给爷爷奶奶回拨了电话。镜头的那一端，爷爷奶奶乐呵呵地笑了，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看他们，又强调自己真的没什么事，会按时吃药。

如果不是监控记录下所有的细节，“xiaolu宝宝”不会知道爷爷奶奶的心路历程：既担心孙女遭遇什么不好的事情，又害怕贸然打电话，会影响孙女的工作。奶奶会在电话里对她说：“宝宝，没什么事，我们就是想你了。”这样的情形，更坚定了她“常回家看看”的决心。

02 监控探头：记录生死，留下回忆

2022年5月10日，朱祎祎89岁独居的爷爷在家中去世，被朱爸爸通过摄像头发现。

爷爷平时作息规律，一般凌晨4点就会起床，而在当天，到了凌晨6点爷爷仍然没有动静，随后爸爸通过监控观察，预感不妙。由于生前罹患癌症，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本来5月11日要送他去住院的，但因为当时上海在封城。如果不是装了监控，我们也不会这么快得知这个事儿。” 朱祎祎说。

朱祎祎平时会定期联系爷爷，爷爷也知道那两天自己的孙女会给自己打电话，但是他最后并没有等到这通来电。朱祎祎说，爷爷去世前只有独自一人，成了她心中的遗憾。不过，好在爷爷离开时是在睡梦中，通过监控看起来也没有特别疼痛，这让家人多少有点安慰。

朱祎祎介绍说，由于爷爷生病多年，一家人对老人的离去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在最后的时光，他的身体疼痛感越发强烈，在睡梦中去世，对他来说，或许也是一种解脱。

奶奶去世后，爷爷一直不愿意搬来与家人同住。他觉得那个房子已经住了几十年，有和奶奶共同的回忆。老人家住普陀区，离朱祎祎家比较远，为了更好地照看老人，家人同样给他的居室安装了小型监控。爷爷比较“高冷”，脾气也比较倔强，在监控与他交流，他总是爱答不理，朱祎祎有时关心他，问他吃过饭没有，他也只是简单地回应一句：“吃过了”。但在朱祎祎眼里，他其实很享受这种无时无刻的陪伴。

老人的独居生活单调乏味，几年前，他还会下楼找老头老太唠嗑。这几年，他的腿脚明显不利索起来。他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狭小，一张床，一张沙发，一台电视，朱祎祎通过监控画面看到，“爷爷不是躺着就是坐着看电视”，她感受到了爷爷的孤独。

朱祎祎发现，比起监控对话，爷爷更喜欢孩子们到家中探望自己，所以他会更频繁地去探望爷爷。“我去爷爷家里找他玩儿时，他的话明显会更多些。”祎祎回忆，每次见她来了，爷爷都会一遍一遍地讲自己年轻时到访过的名胜古迹，“一遍又一遍，虽然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去过的任何一个地名儿他都记得”。

朱祎祎没想到，爷爷去世的时刻，也被监控全程记录了下来。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透过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被记忆，被储藏。发现这一幕的爸爸，对此表现得十分冷静。平日里，他常常去医院给老人开治疗癌症所需要的靶向药，老人去世时正值上海封控期间，他立刻通知全家人，打电话叫救护车，向社区申请“放行条”，联系殡仪馆。因为疫情的缘故，家人并没有为爷爷举行葬礼，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顿饭，丧事就算办完了。

爷爷还在世的时候，她和爸爸会带老人开车回江苏常熟老家，去看望过世的奶奶，她的奶奶就葬在山上。他们三个人会爬上山，去奶奶的墓碑前悼念。近年来，爷爷腿脚越发不便，爬上山的就只有朱祎祎和爸爸两个人，每次他都在车里静静地等待。风带走了爷爷的哀思，传递到了山上。现在，爷爷跟奶奶都一同在天上团聚了。

爷爷去世后，朱祎祎对“衰老和死亡”有了更深的体会。谈到给独居老人装监控的事，她说：“等我老了，如果也是独居，应该也会同意安监控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爷爷生前的监控录像，也被作为一份特别的媒介记忆，永久地保存下来。

03 监控之下：老人获得陪伴，却让渡了隐私?

日本导演竹内亮曾在中国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其中有一幕这样的画面：在川藏线上，一名长途司机在加油站停了下来，稍作休整。在休息的时候，他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了手机里的监控，没有打扰屏幕里的家人，随后安静地看了起来。

这个镜头一闪而过，远在千里之外，电子监控消弭了此时空间上的距离。家人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镜头下的日常，被挂念自己的人藏在心底。

监控摄像，作为参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媒介，已经不仅只有监视、监督等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

北青报记者发现，在购物网站搜索“监控”，跳出来的商品虽五花八门，外形却大体相似。这些“智能摄像机”价格从百元以内到400块钱左右，其主要的卖点在于，360度全景、红外夜视、人脸识别追踪，可以连接WI-FI进行通话，以及回看三天以内的记录。

因为价格不贵又小巧实用，目前小型监控已成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普遍需求。除了家庭护理属性，摄像头的互操作性也在进一步地增强，以便与其他家居产品实现智能互动。

不过，对于给老年人装监控一事，也有人提出质疑：这种单向的“监视”是否侵犯了“被监视”群体的隐私?尤其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如果家人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提出安装监控，自身似乎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条件。

对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张玥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安装监控的场地可以跟老人协商达成，比如说客厅。这种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不一定让渡了隐私。”她认为，这一方式代表着媒介化中家庭关系与情感的变迁。“通过安装摄像头这类技术媒介，老人成为‘被监视者’，子女成为‘监护人’，这种位置的转换表明家庭关系中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萍则在《书外》这档播客中提到，“从数据化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监控并录制)非常可怕。把一个人的行踪24小时全天候地录制下来，我首先会考虑到个人隐私的问题。”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来由。在后疫情时代，小型监控的流行，正在“入侵” 家庭这个最小单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认为的“液态监视”，指向的就是在信息社会中，流动的、无所不在的监视行为。

对于不同的人群面对被“监视”时的态度，孙萍强调，“在‘老人’的语境下，我们更多地会去关注安全的问题，怕他们出现一些意外。但大家对这种被监控录制的感受，不同代际会产生不同的感知。”

年轻一代也终将会老去，他们这一代对隐私权的认识也比过去的人更加深刻。“老去”，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处境，“如何让老去更体面”，则是社会和个体共同思考并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