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上岸的人太多 宿舍不够分了

住房焦虑，提前到了大学。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研究生学子发现，自己正面临“无宿舍时代”。好不容易考研上岸，学校却不给研究生分配宿舍了。

根据多所学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一般不分配宿舍的为非全日制学生、专硕学生以及户籍为本地的学生，这意味着部分学生必须自行租房。

这部分不提供宿舍的大学，很大部分是985大学，均分布在全国一二线城市。以市场租房价格来看，学生额外开销陡增。

为什么大学不再提供宿舍了?这显然与高校持续扩招、学生人数迅速增多有关系。在大扩招背景下，学校后勤管理为何无法跟上?当学校无法再提供宿舍，是否有更人性化的措施出现?

这届研究生，多了一笔房租支出

2022年7月26日凌晨，西南交通大学迎新网有五六千名硕博新生同时登录，他们为的是“抢宿舍”。

欢天喜地地收到录取通知书三个月后，这群学生在新生入学手册上发现，不是人人都能分配到宿舍，住宿名额需要“抢”。当天，由于同时登录迎新网的人太多，网站一度卡住。

早在2018年，北京大学就曾因为宿舍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当时开学在即，学校临时通知，由于宿舍资源紧张，需要靠抽签决定谁能住进万柳学生公寓，大约有45%的新生需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

为此，几名专硕新生给学校写了一篇名为《为了留在北大，我可能要花二十万元》的文章，在网络上形成刷屏之势。在汹涌的舆论下，北京大学改变做法，通过调整圆明园校区进修教师、访问学者原定住宿安排，帮助有需要住宿的学生解决住宿问题。

虽然当时学生的住宿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时间来到今天，高校不再为部分研究生提供宿舍的趋势，似乎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浪潮。

新周刊记者查阅各大高校公布的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发现，包括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985、211学校，都不为非全日制专硕生或者定向生提供宿舍。

其中，也有大学延续住宿申请制。需要住宿的学生预先申请，学校将酌情安排。

围绕“不为研究生提供宿舍”的讨论，有一种呼声认为，住在集体宿舍，不仅会有内务要求，还有门禁的要求，学生会像孩子一样被学校管束。况且集体宿舍多是六人间、八人间，几乎没给成年人留隐私空间。

但对价格敏感的大部分学生来说，在经济问题面前，隐私、个人边界自由等，统统可以被放在一旁。

没有了公益性的学校宿舍，走读带来的读研费用陡升。根据往年数据，中国公办大学住宿费几乎20年没有涨过价格，费用基本在1000元/学年到2000元/学年之间，以1200元/学年居多。如果在校外租房，以一二线城市的地价，一个月的房租就几乎够得上一学年的宿舍费用。

小诺于2022年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得知学校不予分配宿舍后，她在北大南门租了一个两人间，一个月2300元。好处是离学校比较近，日常上学、参加学校活动比较方便;坏处显而易见，就是贵。

她出身农村家庭，心里过意不去、也没办法向父母要那么多钱。读研3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需要近30万元。入学后不久，她就开始了各种紧锣密鼓的兼职。

“又被没钱的生活叫醒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每天满满当当的日程。

除了每个月600元的研究生补贴，她还通过在学校办公室实习、不定时接各种活动、帮人做翻译等兼职获取收入，这样下来，每个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但这也意味着，她要见缝插针地接活儿，合理安排兼职和学习的时间。

扩招大背景下，宿舍迟早不够用

筒子楼是上世纪流行的一种宿舍形态。1950年代后，受到苏联集体宿舍筒子楼的启发，中国高校纷纷建起了筒子楼形状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苏联集体宿舍筒子楼的启发，中国最早一批大学也建起了筒子楼形状的宿舍。

筒子楼的房间紧密排列在楼道两边，每层楼设有公共卫生间，可以最大程度节约空间。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基本上都采用了筒子楼的形式来建宿舍。

集体大宿舍，可以把学生、老师会聚到一起，既方便管理，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学生的基本生活。1998年起，学校基础设施改造之风盛行，甚至出现了“决不把高校的筒子楼带入21世纪”的呼声，后来这类宿舍才逐渐消失。

之所以会有如此举措，一方面是因为校舍越来越破，另一方面也与1999年开始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有关。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这份建议被采纳了。

1999年，全国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到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47.4%，到了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1000万人。

当时的持续扩招，造成学校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著名的北大万柳公寓，便是为了缓解校内学生住宿紧张的矛盾而于2002年建设的。万柳公寓系外部承包商建设，是当时高校探索后勤社会化的产物。2003年，北大资源集团花了5.35亿元购买了万柳公寓的产权和使用权。

不仅本科生扩招，研究生也在扩招。1999年，全国研究生录取人数为7.3万人;2017年，这个数据达到了80.5万人，在读研究生总共达到263.9万人。

扩招是基本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2021年5月13日，教育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研究生将再次扩招。有研究人员(论文《基于网络大数据分析研究生扩招后 校内、校外宿舍建设问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预测，2023年扩招生率将稳定在约10%以上，并在5—7年内持续增长。

这样的研究生规模，是否能与高等教育资源承载力相匹配，有待商榷。更何况，近些年来，为缓解就业压力，部分高校还把研究生学制从2年调整为3年、博士学制从3年调整为4年。

另外，博士延毕现象也越来越多。教育部数据显示，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为46.5%，这一数据在2012年突破60%，在2018年已经达到64%，超过六成的博士生无法正常毕业。

种种因素下，在校学生人数逐年增长，导致部分高校宿舍床位越来越紧张。

为什么不多建宿舍?

既然宿舍不够住了，并且未来5—7年扩招仍是大趋势，那为什么不多建宿舍?

1999年到2010年，为了满足教育部“生均一分地”的要求，很多高校开始扩建，或者搬迁新校区。当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部属高校“银校合作”问题有关意见的通知》，鼓励学校向银行融资兴建校舍。也就是说，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学校自筹资金。

2022年，论文《高校财务风险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中提到，有研究人员调查了中国某省份重点大学的财政状况，发现该高校只有约50%的预算来自财政拨款。

不少高校公开的宿舍建设工程招标文显示，全部由财政拨款的少之又少。多数情况下，资金来源有企业自筹、部分拨款部分自筹、公益捐赠等三种情况。

比如2021年，福州中医药大学在旗山校区新建宿舍，工程招标的4000多万元全部来源于自筹。

再或者，寄希望于争气且舍得花钱的校友。2023年11月29日，小米创始人、武汉大学校友雷军便给母校捐赠了一笔13亿元的巨款，用于校园硬件、软件的建设。有赖于此，武汉大学一直显得财大气粗，曾于2020年兴建了4栋宿舍楼，保证了2021年9月的新生入学。

那份论文还指出，不少学校在借贷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借贷规模过大、逾期负债、利息负担过于沉重的情况。出于资金压力，高校近些年来也不敢贸然兴建基础设施。

在西方，人们在精英教育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宿舍条件好所以价格贵”的共识。在美国非虚构作品《一个乡下人的悲歌》中可以看到，许多家境普通的学生需要申请奖学金才能上得起好大学，更别说住进昂贵的学校宿舍。因此，西方高校的住宿模式对于中国而言，参考意义并不大。

事实上，在我国台湾，高校宿舍床位紧张的问题也越来越显著。2017年高教工会统计，台湾大学宿舍床位缺口为26万余床，近一半的学生无宿舍可住。位于大城市的大学，情况更为严峻。

2019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宿舍提升计划”，预计在5年内花50亿台币推动改革。除了兴建宿舍外，还有加强校内弱势学生租金补贴、兴办校外社会住宅等举措。

所谓“兴办校外社会住宅”，即是由学校包租、担任“二房东”，并给出一定的价格补贴，优先租给学生。目前，我国高校周围的确有不少专门针对高校学生市场的住宿，但价格普遍比较高，租客鱼龙混杂，户型也不是专门针对学生而设计调整的。如能整合这些资源，既能缓解高校宿舍床位压力，也可以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

但实际上，房源开发需要一定专业能力，也需要配套的资源。在这方面，高校并不擅长。这样看来，在招生简章上打出“不提供宿舍”几个大字，也是一种无奈。

与大动干戈、兴建宿舍相比，给校内弱势学生补贴租金，看起来是最软性且容易操作的。

例如：从2019年起，复旦大学便给走读专硕生发放800元/月的交通补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若不住宿，可领500元/月的补贴。

在精细考察学生的住宿需求后，按照家庭条件划分;给予学生一定的租房补助;或者根据学生经济条件、课程、课时，决定学生是否可以申请宿舍……都不失为人性化的内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