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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重症患者自述ICU生存攻略 希望你们永远用不上

2022-12-27 11:05:07

孙英春,北京最早被确诊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之一,在2020年的大年三十住进北京的地坛医院重症监护室(ICU)。

在地坛医院,孙英春住了28天,一半时间在ICU度过。多数时间,他躺在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只有双脚能暗暗搓动,医疗仪器规律地响着,衬得病房尤为空寂。他能感受到的与外界的联结,就是粗大的氧气管不停往鼻子里灌着气,“像个打气筒”,可还是越来越喘不上气。一度他与家人作了最后的道别。

新冠重症患者自述ICU生存攻略 希望你们永远用不上

就像一个俗套的赚人眼泪的故事,刚住进ICU时,医生对孙英春说,“你放心,就算你上了呼吸机,我也一定能把你救回来。”

经历了生死,他真的在第14天走出了ICU,又用另一个14天走出了地坛医院。

2022年12月底,孙英春深居简出,出门佩戴N95口罩,但也做好了“复阳”的准备。他对《财经》记者口述了自己的“ICU生存攻略”,想告诉大家,得了新冠重症肺炎,是怎么从“鬼门关”走出来的。

血氧90,从急诊到ICU

我是除夕前一天下午去的地坛医院急诊,那时已经发烧十天了。

2020年1月9日到14日,我回武汉看了趟父母。当时已经听说武汉有一种不明原因肺炎正在传播,我很小心,出门都戴着口罩。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在回程高铁上摘下口罩喝水感染的。

回北京的第二天下午,我在家没出门,突然觉得有一丝凉意,还打了个哆嗦。当时室内供暖23度,我就觉得不对。第二天开始发烧,最高烧到39度。

我决定自我隔离,不再出门,下单买了两个血氧仪,每天对照着监测几次。接连烧了十天,每天感觉都比前一天差,但还是不愿相信自己得了新冠肺炎。我决定必须去医院,是血氧降到92了。前一天量还是96、97。我试了很多次,深呼吸之后再测,还是低。

有经验的同学、亲朋推荐了地坛医院,说这里是专门收治传染病的。我是开车去医院的,我不能冒风险让出租司机感染。刚到医院,走路、说话都可以,但是喘得厉害,四肢无力。等确诊入院,再从车上拿行李下来,已经有些拉不动箱子了。

当时医院发热急诊的人不算多。给我接诊的医生是杨大夫,他也给我量了血氧,量完了又换其他几个指头再量。我看得出,他是个极善良的一个人,反反复复测量,就是从心里不愿意你是这个病。

杨大夫没穿防护服。我说你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他说传染病有自己的机理,应该没事。他还安慰我:不用恐惧,传染病也没那么可怕。

做完检查、拍了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我到一个没人的过道去等结果。这时候我感觉身体里所有力气都在消失,靠着墙都站不住了。

很快杨大夫拿着CT结果出来,神色凝重,说你准备马上住院吧,就是确诊了。

杨医生一直在一线工作,但一直没被感染。我出院以后专门去感谢他,他特别激动,说我是他第一个签字送进去的新冠病人。他告诉我,两天后他正在家里做饭,听电视里说有个北京50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去世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以为就是你,你当时的指标太低了”。

我住进医院之后情况确实很不好。第一天在普通病房,输液、吸氧,抽血检查。第二天下午两三点时,医生拿来病危通知书让我签字,签完后准备了一下生活用品,就进ICU了。

那时我还勉强能走,自己坐着电梯上楼。去ICU的那个走道,显得特别长。我是做传媒的,平常会拍点片子记录一下。当时心里就想,这要拿一个摄像机跟拍,厉害了。

ICU,不明甚惧

进了ICU,迎面一堆人等着我,有七八个,医生、护士,还有北京电视台的摄影师。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进ICU。

就觉得ICU里面很静,摆满了仪器,有大大小小的屏幕显示着各种指标,还有个不知道什么机器,在头顶嗖嗖吹着冷风。

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白三爷有一句台词,“我他妈我了(完蛋了)”。当时我脑子里一瞬间空白,然后出现的就是这几个字——我他妈我了。

我刚一被安排躺到病床上,接着呼啦一下所有人全围上来看着你。这时,一个为首的男医生来给我听诊,一个年轻女医生开始大声报出各种身体指标,那些指标我基本都听不懂,就是隔着一个个防护面屏,看到医生们的脸色很严峻。

后来我知道为首的男医生叫刘景院,他给我听诊的时候,可能是穿着防护服听不太清楚,他就把自己的防护服解开了,喉节都能看到。当时我就急了。刘景院说:你放心,我是专业医生,不会那么容易被感染。

听诊之后,刘景院跟我说:“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病情有一个向下的过程,最糟糕就是要上呼吸机,但你放心,就算上了呼吸机,我也一定能把你救回来。”他隔着面屏说话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非常诚恳、坚定。

在重症室上ECMO(人工肺)相当于做手术,对医生非常危险,前几次都是刘景院自己操刀,让年轻医生站在身后。我身高192厘米、体重200多斤,有次去很远的CT室做检查,女护士抬不动我,刘景院就和另外三个医生和男护士一起抬着我进出病房,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就这么在ICU住下了,身上插了好多东西,输液的、手腕上测心电的、指尖上测血氧的,人躺着几乎不能动,完全被各种管子、线包围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手机也关了,当时护士告诉我,不建议病人使用手机。说实话,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苍凉感,更苍凉的是,一位中年女医生给我拿了一大盒饺子,我说吃不了那么多,她说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你要尽量多吃才好。

我能看到当时女医生的表情,对我特别怜悯,也能感受到她声音里有一丝恐惧。到后来跟医生们聊天,医生都说当时心里也慌,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传染病,对它了解都很少,但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他们都得克制,不能表现出来。

ICU里24小时机器轰鸣,我的头一直很疼,呼吸严重不畅,深深插入鼻腔的氧气管很硬、氧气很冲,把鼻腔和喉咙里吹得极难受,还流过几次鼻血,凝血把鼻腔都糊住了。我就把氧气管插在嘴里,用棉签蘸水伸进鼻腔,一点点地清理干净。

最难受的是深夜,根本睡不着,迷迷瞪瞪睡几分钟就醒,再想办法睡。我知道,在这个时候,睡觉对我至关重要。

ICU里大部分病人都是动不了的,或昏迷的。有两次我做CT出了病房,在过道里使劲往别的病房里看,只能看到一个个病人都是一动不动躺着。后来病床紧张,还有人在过道里躺着。

我始终脑子清醒着,只是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最早几天,刘景院医生一进病区就来看我,脸色特别沉重。几个主管医生也都告诉我:这个病会有一个向下的过程,到谷底再反弹,要多久反弹,还要看你自己的努力。

最高兴的一刻,护士搬走呼吸机了

在ICU住到第七天,我感觉精神要出问题了。

隔壁两个人也不正常。一个大姐,听起来50多岁,总是有哭闹声,还能听到护士在劝她。不过,我当时心里挺替她高兴,能哭能说话,说明她身体状态开始好了,至少不用插呼吸机。至于这个阶段精神不太正常,在我看来很正常。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不正常,ICU 的环境实在是太隔绝了。

那段时间,医生护士一天进病房次数不多,每次都匆匆忙忙,时间不会太长,两三分钟。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看着灰暗的屋子,手指上闪着红光的血氧仪,还有门上小小的窗子——在那个窗子的外面,是一个长长的过道,过道有一面是玻璃窗。我努力伸长脖子,就可以隔着小窗,看到外面大窗子之外的一点点风景。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过道里的大窗户放下了窗帘,完全遮住了我能看到的风景。我一下就感到了窒息,心里也顿时慌得摁不住。我请护士帮忙把窗帘拉上去,但太高了,护士弄不了。正赶上刘景院来查房,我就跟他说了情况,希望他处理。刘景院问过情况说,这个窗帘坏了,要不明天吧。我说别等明天,今天晚上我就疯了。

刘景院出去后不久,我看到窗帘升了起来,当时窒息感就消失了。再过两天我去做CT,看到窗户上贴了张纸条:“窗帘不要拉下来,孙教授要看风景!”护士告诉我,那天刘医生搬来把椅子爬上窗台,弄了半天才把窗帘固定,然后就找纸笔写了这个纸条。

离开ICU的时候,纸条还在窗户上。我一直有遗憾,当时该把纸条取下来,一辈子做个纪念。

那些天,我不断听各种音乐,还听相声,从刘宝瑞到郭德纲,找最有趣的段子反复听。最要好的一群同学,还有几位亦师亦友的老师,一直在微信里陪着我。他们几乎不说安慰的话,还像往常一样,嬉笑怒骂。唯一有区别的,大家都不会像平时聊得太晚,都希望我早点睡觉。

最难的几天数秒度日,我实在熬不住了,就主动找一个老友,请他给我讲讲他过去的经历。他上来就跟我说:跟我比你这点事儿算什么呀。他就用电脑给我打字聊,一直写到凌晨三四点,还把跟这段经历有关的东西拿出来拍照给我看。

朋友们在精神上的帮助,对我身体上走出低谷,是最大的帮助。

医生护士来查房的时候,我会尽量跟他们多说一句话,看到我状态好点的时候,医生护士也会跟我开个玩笑。大家都想调节一下气氛,当时的环境,对每个人都太压抑了。

我胃口一直还好,每顿饭我都努力多吃,好跟病毒对抗。那时ICU病人吃的是医院小灶,比医生吃的都好,鸡鸭鱼肉、青菜水果俱全,还有酸奶。当时我的味觉一直是错乱的,吃香蕉会觉得特甜,甜得难受。护士问我想吃啥,我说就想吃鸭梨。过了两天,她就给我到别的科室“偷”来了好几个。

还有护士给我拿来一大包酒精湿巾,带着香味儿,是她自己的。在床上能有点力气的时候,我就拿着湿巾擦脸擦身,尽量让自己清爽一些。我的双脚没有挂管子,我常常会用双脚互相搓压,还抵着床帮做一些按摩的动作。医生说,这样轻微的活动可以。

有一天看到胡子长得太长,我就用牙膏当剃须膏,用了一个多小时,完成了刮胡子的动作。刮胡子的时候,氧气管得从鼻孔里拔出来,为了不让仪器报警,我还是用嘴含着。

ICU的护士异常辛苦,输液、吃药,什么事都是她们管。不巡视的时候就在电脑前值班,听到哪个病房的仪器报警,“啪”一声推开门就冲进来,特紧张。

从医生护士对我的态度,我能看出自己的病情变化。我在ICU最后四五天,明显能感觉他们进来后的神情和动作都在放松。有一天,一个护士从我的病床旁拿走呼吸机,说了一句:反正你也用不上了。哎哟,这可是真高兴,我悬着的心一下落地了。

我总跟医生说我想快点出去。2020年2月7日早上,护士突然通知我,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就是先得住单人病房过渡一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拿了个很大的黄色袋子,把所有生活用品都放在里面。我抱着它,坐着轮椅,被推着离开了ICU。那一天,阳光非常灿烂。

接下来我在普通病房待了两个星期,期间还有持续的发烧、腹泻,但整个身体的指标并没有变坏,体力渐渐恢复,我可以洗澡,甚至还动手洗了全部的随身衣服。

出院后,我回过地坛医院。一次是出院一个月后复查,查出来索条影增厚,还有尺寸不大的结节等。但无所谓了,能活过来就好,不能想太多。

还有一次,出院20个月左右再去查抗体等,配合医院的科研工作。我专门去探望给我治疗的几位医生,一直在疫情一线的他们,都很疲惫。

我们都没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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