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天价彩礼易导致家暴 高彩礼下无赢家

在2022年的“最热夏天”，多家媒体报道了一名中暑离世者，54岁的河南洗碗工韦巧连去世前还在为儿子的彩礼拼命，想“趁年轻”的日子里，给儿子攒彩礼……

2月13日，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20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到开展天价彩礼专项治理等多年来社会关心的内容，“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近年来，天价彩礼引发社会高度关注。2023年伊始，多地积极出台相关治理政策。

1月30日，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戴家埔乡召集30名适龄未婚女青年参加座谈会，集体签署了“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

2月10日，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举行新时代文明婚恋倡导活动暨寻找“最美丈母娘”启动仪式，50多名适龄未婚女青年代表签署上述承诺书，响应拒绝高额彩礼的号召。此外，南昌发布官微发布消息称，南昌拟于3月8日举办“不要彩礼要幸福”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并集体宣读“不要彩礼要幸福”倡议承诺书……

治理天价彩礼一时“站上风口”。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与其博士生段朱清长期所做的一系列有关“天价彩礼”治理的研究也因此“出圈”，其研究中写道：“天价彩礼”治理的底层逻辑，首先，承认爱情是婚姻的基础。

天价彩礼屡禁不止，谁为其承担代价?纠纷后需要借助法律解决的天价彩礼“一地鸡毛”，从源头上的解决方案竟是“爱情”吗?

红星新闻记者近日对2008年起就开始关注“彩礼”问题并从事相关研究的靳小怡进行专访，解答备受关注的彩礼问题。

观点一：

没有感情的婚姻不幸福

高彩礼下无赢家

红星新闻：你的研究中提到，“承认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治理天价彩礼的底层逻辑，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靳小怡：“承认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正是马克思主义婚姻观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都对如何理解爱情与婚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婚姻的道德基础是爱情”。

目前，中国一些农村出现的天价彩礼已由传统礼节性支出，演变成“逐利”色彩浓重的“交易”。在马克思主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和妇女解放的观点指导下，为倡导和坚决维护男女双方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进行科学探索，厘清“婚姻为何而发生”尤为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天价彩礼”滋生的意识形态，遏制过度物化彩礼习俗的趋势，以爱情为基础，建立互敬互爱、相互扶持、共同奋斗的婚恋观，是幸福婚姻的基础，也是真正保障男女两性权益的治本之途。

红星新闻：在彩礼的相关报道和研究中，问题的解决常常指向经济和法律。爱情能在彩礼治理上起到怎样的作用、多大的作用?

靳小怡：“天价彩礼”的有效治理，需要“软硬兼施”“多管齐下”。既需要有目前现行的诸多条款性规定，例如对彩礼金额、婚宴桌数的限制性规定，以及对结婚仪式简化的倡议性规定，也需要对农村地区部分人群意识形态的“纠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国家政策文件在针对“天价彩礼”问题的治理中，对“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好面子、人情债”等陋俗均有提及，并指出需要治理，这说明农村地区实际婚姻实践的复杂性与流变性。

中国城乡地区差异大、各地习俗各有不同，条款性规定不能“一刀切”，需要在“软”上下功夫，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倡导健康的婚恋观。“婚姻的道德基础是爱情”，爱情作为人类文明的高级情感，是婚姻发生的前提，而婚姻制度则是对男女爱情的确认与保护(具有排他性)，只有在此基础上，婚姻关系及男女两性组建的家庭才能够较好地发挥生育、抚育与情感抚慰等一系列功能，推动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彩礼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偏“礼”性的仪式性功能，也须承认新婚小家庭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这一切都应该是相爱的夫妻双方在相互尊重、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每个个体、家庭的情况都存在差异”，使用一种“潜在的、地区性的、他人的”标准是盲目跟风、缺乏理性的行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重“情”而不是重“利”。

红星新闻：强调和引导这样的逻辑，是否说明在目前社会中，这样的共识在部分地区、部分场景中缺失?

靳小怡：“天价彩礼”现象近年来在部分地区有扩张的苗头，特别是集中在一些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致使“因婚致贫”“因婚返贫”“一婚十年穷”，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逻辑在部分地区的缺失。

一方面，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较多受到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影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在男性婚姻挤压日益加重的现实条件下，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天价彩礼”“骗婚”“买卖婚”“换头婚”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在职场中大放异彩，特别是在近十年来，女性权益得到了进一步保障，但一些陋俗在农村地区仍没有根治，既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发展，也损害了农村女性权益。

另一方面，受父系家族制度影响，在一些代际责任重的农村地区，“给子女完婚才算尽了父母责任”的观念提升了父辈为子女筹划婚事的动力，也加剧了代际矛盾。

对男方家庭而言，“父母应该帮我结婚”的想法消减了农村男性自我奋斗的内驱力，是新一代“啃老”的集中体现，加重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了农村老人的福利水平;对女方家庭而言，男性人口过剩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可以“待价而沽”，女性的价值被“天价彩礼”过度物化，违背了“爱情是婚姻基础”的原则，有兄弟的女性往往成为“换婚”的牺牲品，女性自身的成婚意愿由单一的金钱标准取而代之，违背“婚姻自由”的理念。

我们前期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接受高额彩礼的婚姻质量普遍堪忧，不但因婚负债，还伴有较高的婚姻暴力发生率和离婚意愿。可以说，没有感情的婚姻不幸福，高彩礼下无赢家。

观点二：

彩礼问题是男性人口过剩

和男性婚姻挤压的社会后果

红星新闻：关于“彩礼”问题你都做了哪些研究，彩礼在公共政策与管理的研究中为何受到关注?

靳小怡：我对于彩礼问题的关注始于2008年。这一年，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下，我们团队系统分析了人口性别失衡及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个人、家庭与社区安全的影响，发现彩礼问题是男性人口过剩和男性婚姻挤压的直接社会后果。

性别失衡是女性人口绝对数量的缺失，其主要诱因是1980年代开始不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而性别失衡的本质是对女性的歧视，它意味着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普遍受损”。

2018年以来，在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资助下，基于一手大型抽样调查数据和全国性大数据，我和我的博士生段朱清对“彩礼”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我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关键问题研究——中西部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功能与发展”，将继续关注“彩礼”问题，启动全国大型调查，并进行典型地区、典型案例的深访，关注并参与国家、地方相关治理政策的制定、实施及效果监测。

观点三：

“天价彩礼”完成的婚姻

易出现“家庭暴力”“失踪新娘”等问题

红星新闻：你提到治理的另一个底层逻辑，“尊重个人意愿，保护两性权益”该如何理解?

靳小怡：这句话我想拆开来分析，首先是“尊重个人意愿”。“天价彩礼”之所以亟需治理，正是因为无论是“天价”的金额还是对“彩礼”的强调，都超出了结婚实践的应有之义，这种过度强调极有可能使当事人(及家庭)忽视个人品德、能力、责任感等个体因素，而只重视经济利益，进而产生违背当事人意愿、侵害当事人成婚权益，甚至给违法犯罪分子可乘之机等诸多严重后果。

其次是“保护两性权益”。对男性而言，直接治理“天价彩礼”的后果看似是减轻了男性的经济压力，实则是通过提高男性人力资本破解成婚难问题，例如在乡村振兴中加强针对弱势男性的教育投入和专业技能培训，这样既有助于促进“爱情是婚姻的道德基础”的实践，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奋斗观，真正降低农村男性失婚风险。对女性而言，直接治理“天价彩礼”的后果看似是减少了女性在成婚中的“既得利益”，实则是让女性(特别是一些“男孩偏好”较重地区的女孩家庭)能回归婚姻的本质，以“找到真正心仪的对象”为基础，避免掉进“物化”自身的陷阱。

已有研究发现，通过“天价彩礼”完成的婚姻，因缺乏情感基础，“失踪新娘”“家庭暴力”“感情不稳定”“育儿责任淡薄”等问题均有发生。这样的后果严重损害了两性权益，伤害了两个家庭，甚至子女的前途与未来。

红星新闻：你的研究中提到“天价彩礼并非一夜之间出现，对天价彩礼的治理也难以一蹴而就”。从专业视角，你是如何评价目前我国各个地方采取的相关动作呢?

靳小怡：“天价彩礼”是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极端扭曲的婚姻实践，是一种社会后果，造成这个后果的原因很多。

针对复杂成因，对“天价彩礼”的治理也应是综合性的，从制度政策、社会发展、弱势群体保护、社区干预等多方面制定规划，既要从对彩礼婚宴数额的规定性政策入手，也要在促进家庭和谐、保护老年人和女性权益、树立正确的奋斗观与爱情观上下功夫。

就目前我国各个地方现行的举措而言，大多仍旧是面向女性(适婚女性或丈母娘)，倡导女性群体抵制“天价彩礼”，这种举措会对树立正确的爱情观起到一定助推作用，但力度与针对人群还有不足。

首先，爱情与婚姻是两性的事情，在倡导女性如何做的同时，还应关注男性的观念与行为，让男性树立“自己的家业自己创”“提升个人能力”等正确的奋斗观，拒绝“啃老”;其次，婚育新风的树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共识，要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抵制重“利”而轻“情”的行为;最后，公安部门也应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侵害妇女权益”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更加安全的公共环境。

另外，男性人口过剩的局面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改变，3000万-5000万的过剩男性人口的成婚问题无法通过引进国际新娘来解决，省际通婚也只是将一地的男性婚姻挤压转嫁到另一地，从而进一步加剧地区城乡差距。因此，保护被迫未婚的大龄男性的生存发展权益就显得更为重要，例如，与减贫相结合，加大对有困难的未婚男性的教育投入、就业培训与创业支持，加强整个社会对未婚群体(包括剩男和剩女)的社会包容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