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退的编外人员如何过难关 不是我不够努力

“你已经不是我们医院的人了。”一句话宣告了陈敏十年编外护士生涯的终结。

当着病房里两位医生、三个床位患者和家属的面，解聘通知来得突然。多待一秒多一丝狼狈，2023年9月，陈敏向南方周末回忆，听到离开的命令后，她没有迟疑，回到办公室，脱下护士服，带走了杯子和笔记本，科室合照留在柜子里。

八个月前，陈敏刚迈入35岁，成为她所在的湖南某二甲医院辞退的第一批劳务派遣人员。

过去的十年，她穿梭在病房和科室之间，看上去与其他护士没什么不同。但在看不见的地方，始终有根以“编制”为名的线。

以这根线为界，像陈敏这样以劳务派遣形式在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但不在编制内的人叫做“编外人员”。此外，常见的编外人员还有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等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聘用的“合同工”。

近年来不时出现的“清退编外人员”信息，让这一群体引起关注。2022年，湖北省房县推进编外聘用人员清理规范工作，并表示“编外人员清理涉及面广、数量多”，清理过程需“切实维护机关事业单位和编外人员的合法权益”。2023年2月，安徽省桐城市召开的编外人员清理规范工作座谈会提到，清理清退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规范整顿编外用人乱象、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要“加强对被清退人员的就业帮扶，积极稳妥推进编外人员清理规范专项行动”。8月，湖北省利川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表示全市已清退不规范的编外聘用人员301人。在湖北监利、湖南临湘、黑龙江哈尔滨等地，公开信息显示，清退编外人员工作也在进行。

这股浪潮里，有些编外人员深感受挫，有些借机踏出舒适区，重新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新闻称，截至9月20日，全县有1038名被清退编外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有预感的失业

对于被辞退，受访的编外人员是有预感的。

早在2022年，陈敏就听同事说起清退编外人员的消息，起初不大相信，后来在网上搜到别的城市有所行动。但消息只在医院里隐秘流传，她始终没有看到红头文件。

2022年12月31日，陈敏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合同到期，医院领导告诉她“疫情刚结束，合同来不及签，先上着(班)”。仅仅过了两三天，以“国家出了政策”为由，她被解聘了。

2023年3月，相似的“小道消息”也在辽宁省灯塔市一家医院传开。28岁的李臻在医院预防接种科工作了近七年，在这座不到400名员工的医院里，消息传到她的耳朵只需拐过几个弯。

不过，李臻感受到的信号更加强烈。无法按时发放的工资、其他科室的陆续裁员、各科分管领导争取保住下属的传闻、新上任的院长两次走到预防接种科提及“人多”……这些让失业有了“步步紧逼”的实感。

更确切的消息是在被辞退的前一天——5月16日晚上传来的，她从一个有熟人在医院工作的亲戚那里听说，裁员可能“要轮到你们几个了”。第二天，科室分管领导打来电话：“有个不好的消息，这回你留不下了。”

李臻说，在医院老护士的回忆里，医院三十多年来没有裁过人，这是头一回。院方告诉她，“医院现在欠钱，养不了这么多人，你应该理解理解医院。”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晓东向南方周末分析，编外人员的存在和发展有历史原因，受到当时“人多好办事”的思维和工作量增加的影响。像医院这样的事业单位，当工作量饱和、现有编制人员不能完成时，便招录编外人员辅助工作。而医院“供养编外人员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他们的自有收入”，如今清退编外人员的主要原因可能与自身盈利和政策相关。

此外，胡晓东提到，2023年3月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及精减编制，但限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地方党政机关。

一些政府机关的编外人员此前就受到了影响。29岁的林江涛在云南玉溪一个政府单位上班已经四年，2022年12月底，他休陪产假期间收到单位的竞争上岗通知，因经济性裁员，编制外的36个人都需要进行笔试和面试决定去留。“听到这个东西我大概就明白了，估计这次要被裁了。”

不安在林江涛心里暗涌。他回忆，当时频繁看当地人才招聘网的岗位信息，刷社交媒体上教人如何应对中年失业的短视频，甚至请了一位大师算命。林江涛把生辰八字、工作地址发过去，大师告诉他“可能不会失业”。

为求保险，林江涛特意请了一位老师辅导结构化面试，两天花费1500元。2022年12月29日，生日的前一天，他还是收到了被辞退的短信，竞争上岗考试成绩排名最后一名。

清退编外人员与精减编制相关。胡晓东解释，编制的增加或减少，关键在于编制的使用是否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编外人员承担了不少编内人员的实际工作，“必须把现有编外人员从事或替代的公务员工作回归到公务员本身，让公务员的职责回归”。

危机来临前

中专毕业后，李臻曾经想过到离家四五十分钟车程的沈阳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爸爸舍不得她走远，托人找关系让她来到了这家医院，尽管平均一个月只有两千多元的工资，但“有地方占身子就行”。

预防接种科共有8个人，全部都是“合同工”，李臻在科室内主要负责疫苗信息登记。

县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她们医院接种疫苗。忙碌的时候，一上午3个小时需要登记约一百个孩子的信息。时间一长，李臻养成了语速快、打字快的习惯。见到前来接种的孩子和家长，用东北话脱口而出三个关键问题，孩子“生没生病、吃没吃药、身体是否健康”。新同事录入1个孩子信息的时间，李臻可以录入3个，一看到孩子的月龄就知道这孩子该扎什么针。

清闲的时候，忙完上午就可以提前下班。“工作轻松，工资固定”，还有医院缴纳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在小县城已经是不错的工作。李臻没有房贷、车贷和孩子，加上丈夫一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他们在物价低的小县城生活得没有压力。抱着“搁这养老”的想法，李臻没动过离开的念头。

在失业危机出现之前，凭借着“与编制沾边”，编外工作被很多人认为可以“干到退休”。

林江涛也一样。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与文员无异，“送个资料，搞个台账，最多年底编资料”。因为单位性质需要去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不必严格坐班，还有单位缴纳的五险，“找不到比这个(工作)更顺心的了”。

“躺平”在单位时，也有两三个编外同事因为考上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而离开。林江涛感到羡慕，但没有行动。直至失业，他才意识到编制有多“香”。如果时间倒退回十年前，他想劝那时19岁的自己，做好人生规划，考虑考个编。

然而，现实的残酷在于，即便林江涛回到十年前，用尽力气考编，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

陈敏就为考编付出了十年的时间。从拿到编外工作开始，她的人生就是在工作与备考中度过的。每晚下班，她的日程安排都是回到房间看书备考，没办法响应同事们吃饭打牌的号召，也无法“浪费”更多时间做饭、陪伴家人。

不似林江涛在单位感受到的安逸，陈敏在医院的工作是漂浮不定的。十年间，她轮转过至少8个科室，最短的只待了半年，科室的医生都还没有认全，最长的科室待了不到三年。去到一些新科室，甚至要从零开始学习。而编内的同事调动却不会这样频繁。

在她的感知里，医院员工按用工形式划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别的是编制内的，接下来依次是人事代理、劳务合同、劳务派遣。劳务派遣人员也有五险一金，但工资是最低的。

埋在日常工作里的区别，时刻提醒着自己是“编外人”，“35周岁以下”的考编年龄限制又紧紧压着，更加剧了陈敏对编制的追求。

只要她所在的医院出现招聘公告，陈敏都会报名。有好几次，她通过了笔试，但面试后又被刷了下来。

生存与情绪

被辞退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陈敏沉浸在焦虑中，每天依靠药物维持睡眠。在家附近的康复医院，陈敏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

治疗的医生劝陈敏，要学会看开，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公公婆婆也开导她，不上班也没有关系。

对于工作多年积攒了一些“老本”的人来说，失业后，生存并不是首先浮上来的担忧，汹涌的是情绪。

过去这些年，陈敏自认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她家离医院近，走路只要十几分钟。不上夜班的时候，下班时她也告诉医生护士，“晚上忙不赢(忙不过来)，你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她的微信号还留在之前的科室，供患者预约、咨询、回访。陈敏形容工作如同自己的爱人，突如其来的失业好像与爱人分离，“估计没有一两年很难走出来”。

对于被清退的编外人员而言，或许需要一个缓冲期。胡晓东提到，出于人文关怀的考虑，单位应该设置缓冲期，“给他们一个从心理到行为的缓冲空间，单位也可以依法依规帮助即将被清退的编外人员寻找新工作”。另外，他还建议设计预约返岗制度，未来再次需要这些编外人员辅助工作时，单位可以优先录用持有返岗证明的人员。

为了转移注意力，也为了把断缴的社保续上，陈敏开始找新工作。保健院、专科医院、私人诊所、月子会所，与护理相关的地方最先纳入考虑范围。十多年前，她冲着“找工作很容易”报考了护理专业，如今护士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用人单位有了更多更年轻的选择。陈敏称，由于年龄超过35岁，她要么无法报名考试，要么不被接受。

林江涛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在当地人才招聘网上看到了一家职业培训公司的岗位。面试那天，四十多岁的老板向他介绍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已经取得的成就，问他：“为什么29岁了还在找工作?”

林江涛克制住情绪，平静地回复：“为什么29岁不能找工作?59岁、69岁甚至79岁的人都有可能在找工作。”

刚失业那会，林江涛也有过自我怀疑，但很快，他告诉自己，在人生低谷千万不要太折腾自己，不能跟自己作对;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主动争取，但也不必过于着急，“找工作跟找对象一样，慢慢找”。

踏出舒适区

从5月到8月，李臻在家歇了三个月，前一阵子去了江苏南通，打算尝试家纺直播。

直播上镜有要求，穿着要时尚、化浓妆。不可以像在医院那样，里面穿身运动服，搭上小白鞋，外面套上护士服，再化个淡妆就行。连说话也讲究标准的普通话，“说了这么多年东北话，突然之间那么别扭”。李臻站在主播旁边，一种不适应感让她退缩。

在江苏待了半个月，李臻还是回到了老家，重新花7天在当地学习做奶茶。

9月，她和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开了家奶茶店，虽然更累，但也能适应。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但她想着多劳多得，“可能多卖这一个小时，我还多挣点钱，我觉得是给自己忙的”。

有的人迈出的步子更大，比如陈敏，从医院走向了小餐馆和烧烤摊。

找了一个多月工作，问了不下二十个护理相关岗位，陈敏仍毫无收获。咨询以前学校的老师后，她转向备考执业药师资格证，若是通过可以到连锁药房上班，“比较稳定，也不卡年龄”。

但在那之前，还得找一份工作过渡。陈敏沿街一家家店铺地问，直到在街边的小餐馆看到了招聘服务员的告示，在那当起服务员。经餐馆老板娘介绍，又来到附近的烧烤摊兼职洗碗。两份工资加起来与医院工作时没有太大差距，陈敏也以灵活就业形式重新缴上社保。

不过对于这两份工作，陈敏还有着自己的顾虑。找工作的时候她特意避开了医院附近，不想遇到以前的同事。

在医院工作时，护士们穿着一样的护士服，戴着一样的口罩，露出两只眼睛，看起来并没有编内编外之分。大部分时候，病人连辨别出不同相貌的护士都有些困难，对待护士都是同等的礼貌和尊重。但脱下了护士服和口罩，面对吃饭的客人、饭菜和碗碟，她还是有些担忧。

现在她的时间被分割为4段，早上7点起床备考刷题，上午10点半到晚上7点到餐馆当服务员，之后去烧烤摊洗碗，晚上12点左右回家，再接着看书到凌晨2点。

公公婆婆依旧为她打理家里的一切，丈夫也支持她继续考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偶尔，7岁的儿子见到陈敏在房间里看书，也拿来自己的图书，与她做伴。

在社交媒体上，陈敏写下：“我没考过编制绝对不是我不够努力，但是我依然相信努力以后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