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年轻人选择在世界“游牧”生活

“游民”这个古老的词汇，原指无田可耕、流离失所的人。而如今，有了“数字”二字作为前缀，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特指依靠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办公，离开传统职场，打破工作时空限制，持续由线上获得收入的生活方式。

而这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年轻人群体中越发受到追捧。马蜂窝旅游发布的《2021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显示，有超六成年轻人渴望成为办公地点不固定的“数字游民”，工作的同时享受生活。

离开传统职场，“游民”们是否就能找到诗和远方?在旅途中，他们的收入从何而来?获得自由的同时，他们如何面对孤独?“数字游民”未来在中国又会是什么样态?

01 离开办公室，寻找诗和远方

“滴滴答答答-滴滴答答答······”凌晨4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青旅的狭小床铺上，手机闹钟响起。Yeye翻身起床，打开电脑，戴上耳机，点击进入“视频会议”。屏幕的另一端在中国，正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从亚欧大陆到南美洲，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互联网连接起身处两地的Yeye和同事们。

这是Yeye2018年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当不少职场打工人早九晚六上班时，她每天工作四至五个小时，“居无定所”，工作之余四处旅行，每周换个小镇或城市，每两三个月换个国家。

Yeye通常会在早上20分钟会议结束后，躺回被窝补一觉，醒后再起床处理工作，下午则背包出门游玩。

她曾把自己的生活定义为：带着电脑工作的背包客在南美慢旅行。后来，她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一名“数字游民”。

此前，Yeye是一名标准白领。2016年本科毕业后，她进入北京一家社会企业工作，租住在二环，骑车10分钟到位于三环的办公室上班。企业文化开放、同事关系友好、薪资待遇不错，但她总觉得“缺了点啥”。

2018年辞职后，她买了一张飞往哥伦比亚波哥大的机票。没想到，原计划中的度假变成了旅居，一待就是三年。她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足迹遍布南美的多个国家：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秘鲁······

在这期间，她的工作和收入分为全职和兼职两部分，她一边在公司做远程项目经理，进行海外教育项目市场营销，一边做口语教练，偶尔做珠宝买手、自由撰稿人等。她的总体收入比在北京时降低了大约20%-30%，但每月花销不超过5000元，还能有几千元的结余。

工作、旅行、不赶时间、顺便学学西班牙语······这样“近乎完美”的生活状态让Yeye觉得再也不想回到传统职场。

2021年起，她放弃了全职工作，成了“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广者，通过自媒体进行内容创作，并和朋友在大理合开了一家数字游民共享办公空间Dalihub。

Yeye调侃说：“现在的生活水平在大城市至少需要每月3万元才能保证，如果有公司愿意用月薪10万聘用我，我也愿意回去，但显然不会有。”

02 为“数字游民”建造一个“家”

“游牧生活”并不总是美好，偶尔也伴随着危险。Yeye的手机在南美被偷过3次、被抢过1次，她还曾在印度遇到举止奇怪的男子。火车上，她买完奶茶，中年男子与她并排坐在卧铺上，找零结束也不肯离开，仍直直地盯着她。她只能狠狠地喊：“Go away!bye!”

“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意外，我肯定是保命要紧。”实际上，为了以防万一，她在去印度前买了2盒避孕套放在包里“防身”。

旅途中，孤独总会在不经意间袭来。2019年Yeye从南美回国，住进新疆的一家青旅，当其他游客商量着去骑骆驼、滑沙时，她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当时没有人和我一起工作，但凡有一个‘数字游民’和我一起都会觉得好些。那一刻我特别孤独。”

而作为“游牧”了十多年的资深“数字游民”，许崧找到了破解孤独困境的出路。许崧自2004年起和妻子背包流浪，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出版过《美国走着瞧》、《西亚走着瞧》等旅行笔记，后来他们选择定居在大理。大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这是一个建立了熟人关系、包含多样生活方式的社区。而新型的社区关系正是治疗孤独的解药。

2021年，他和朋友阿德在浙江安吉横山村发起了DNA安吉数字游民公社，希望能“复刻”大理模式。这间公社由一间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改造而来，依照数字游民的Co-working(共享办公)和Co-living(共享居住)需求，设置了共享办公区、宿舍区及各项配套。

宿舍区有2人至6人共享的房间，也有集装箱2人大床房，收费标准从几百元到千元不等，最高不会超过2000元/月。园区内设有共享厨房，也有食堂，还可以通过手机点外卖。而在办公区、会议室、咖啡区，游民们都可以随时停留、工作、聊天、娱乐、分享。

插画师沚枫自2019年起进入完全自由职业状态，到安吉是想认识有趣的游民朋友，而这里也确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社交的态度。

沚枫一度不太热衷社交。进入自由职业状态后，他前后两次租过共享办公空间工位，每次时长大约在两至三个月，但都与人交流不多。为了避免陷入封闭和低沉，他常常刻意安排自己参加一些知识分享交流活动。

入住数字游民公社已有1年多的时间，沚枫感受到了久违的“人情味”，大家在兴趣活动中自然建立了联系，同时也彼此温暖。一天晚上，他在宿舍不小心被划伤，穿过走廊去大厅拿创可贴，一阵冷风袭来，他禁不住发抖。进入大厅时，他甚至抖得有些“失控”，也说不出话来······周围的人一下子冲过来，有人按摩、有人盖衣服、有人打起燃气炉、有人帮忙包伤口。

“这些最终聚到一起的人本身有很多共同的特质，比如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而大家在这里有了共同的生活经历后，彼此更容易建立起情感链接。”沚枫说。

03 “数字游民”的未来

自2021年年末开放内测邀请以来，“DNA”已经先后入住4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年轻人从事文化创意方向的工作，如编辑、翻译、插画师、设计师等，剩下的三分之一大多是程序员，还有一些年轻人处在失业状态，正在寻找人生方向。

2022年年末，从大厂裸辞的阿绿开始尝试“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她过着早九晚十一、常常加班、每周疯狂消费解压、定时看心理医生的日子。刚开始“游民”生活，她没有工作，失去现金进账，月消费从1.5万降到了5000元左右，但内心的焦虑却被慢慢抚平。

阿绿开始学习文艺理论、心理学，尝试写小说，和不同的游民朋友交流。她不想再回到原本的工作状态，打算和伙伴们一起创业做服务数字游民和放大数字游民价值的平台，也计划参与到一些文旅或乡村振兴的项目中。

一年多来，沚枫接到了不少新的工作项目：以手帐形式呈现地产公司楼书、绘制安吉创意设计中心ACDC的100创新名人墙画像、制作白茶原小报······其中，部分工作的收入与大城市收费水平相当。同时，他还参与到了乡村振兴外部项目的前期调研和策划中。

实际上，许崧和伙伴阿德在最初发起数字游民公社时就与乡村振兴联系在一起，他们希望为乡村聚集更多的年轻人，而数字游民聚集到乡村的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公社的运营进入正轨后，许崧和“游民”伙伴们在安吉余村开始了乡村振兴新项目，主要进行策划、空间设计等工作。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施工阶段，预计将在2023年3月份试运营。与此同时，江西、四川、江苏、山东等地也先后有乡村有意向与团队合作······

“麻省理工毕业生拿到硅谷和洛杉矶的工作offer，他选择去硅谷是不是顺理成章?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了一流的乡村，北清复交等名校学生同时收到来自安吉和上海的工作offer，他也会愿意到安吉生活。” 许崧畅想着，聚集一批批志同道合的游民伙伴，大家像“细胞”一样分裂，共同投入到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广和乡村振兴中。

“游民们通常在各地生活6至18个月，会跟当地发生深刻的联系。当‘数字游民生态’逐渐发展，全国会有几十、上百个数字游民据点，全世界有上千个数字游民据点，那是不是可以想象，未来游民们会在路上结婚生子?新的教育需求、新的学习模式会不会也由此形成?未来会不会在路上诞生一群世界公民呢?”许崧说。

04 “数字游民”的起源和发展

“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最初由Tsugio Makimoto和David Manners在《Digital Nomad》(1997)一书中提出。他们预言，移动和便携式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一种新生活方式的产生，人们可以摆脱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重构工作与休闲的关系。

如今，“数字游民”已从畅想变成现实。国内数字游民部落创始人Jarod Zhang指出，“数字游民”可以尽享“地理套利” (大意指赚发达国家/一线城市工资，在发展中国家/四线小城消费)红利，在全球自由地移动生活。Jarod 还提出“数字游民现金流”的四个象限：远程工作、自由职业、互联网创业、线上投资。他认为，文案、设计、翻译、编程等自由职业是由传统工作到数字游民生活方式门槛最低的转型切入点之一。

在世界著名的数字游民资讯网站Nomadlist.com上，“数字游民”的发展被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7-2013年。互联网技术的提高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这几年间出现了第一批早期数字游民。

第二阶段为2014-2020年，在以硅谷为标志的科技公司聚集地，远程工作变得日常化，科技工作者领衔了第二波数字游民的潮流。在这期间，全球兴起了清迈、巴厘岛、麦德林、布达佩斯、里斯本等多个数字游民中心(即数字游民聚集较多的地方)。

第三阶段为2021-2028年，新冠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人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完成工作，这为“数字游民”进入主流视野提供了机会。

该网站还预测，2028-2035年为“数字游民”发展的第四阶段，预计将有10亿人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远离故土，“游牧”在世界各地。